[12]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和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

⑦ 艾佳慧：《禁还是不禁，这是个问题——关于禁放令的法律经济学分析》，载《中外法学》2007年第5期。可以说，2007年的行政法学研究为行政法学研究范式和方法的探索初步奠定了基础。

6.在庭审程序的安排上，要处理好法官的被动性与能动性的关系。(11) 杨建顺：《计划行政的本质特征与政府职能定位》，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二，政府的财产利益理念至少在大多数目的中被拒绝采纳。3.在实体裁判条件的设定上，要处理好行政诉讼的受案条件与诉讼资源有限性之间的关系。⑧ 有学者基于宪法上经济自由权和平等权以及政治权利，运用合法性审查的方法，对作为行政法规的《娱乐场所经营管理条例》中的曾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员禁止在娱乐场所内从业条款进行合法性分析，认为无论是作为刑法第54条第4项的具体化规定而存在，还是作为罪犯被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刑罚之后产生的附随后果而存在，《娱乐场所经营管理条例》第5条第2项都存在违法因素，导致国家权力过度干预社会生活和侵害公民的择业自由，不利于曾经犯罪者回归社会。

职业许可、社会保障金、特许合同、补助、公共教育、公共资源的使用等成为个人的新财产权。邓剑光、黎军等：《法治政府视野下的行政行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其二，在行政审判体制方面，全面改革现行体制，设置与地方行政区划完全分离的行政法院。

[8]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例如，对于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行为中实施了殴打、虐待等暴力行为，如无确认违法的判决形式，按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四种判决形式——维持判决、撤销判决、变更判决和履行判决——均无法下判。[14]而现行行政诉讼法是不允许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审查规范性文件的。本来行政复议有较行政诉讼的多种优势：经济、快捷和专业性，但现行制度设计使其优势变为了劣势。

对于法院不接收起诉状，或者接收起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的，当事人可向上级人民法院投诉，上级人民法院将责令其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而公权对人权的侵犯，行政权的危险性则是最大的，因为在各种公权中，行政权是与公民接触最多、最经常、最直接、最广泛的权力。

虽然这些行为都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依现行行政诉讼法也在受案范围之内，但现行行政诉讼法因为没有明确列举，行政相对人实际起诉还是会发生困难。行政诉讼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对于于人权司法保障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其三，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将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第三人条件：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9]修改为同被讼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行政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而且，负面清单列举的排除范围不宜太宽泛，例如不宜将规章和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不加区分地全部排除出受案范围，对于不经过具体行政行为即可能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抽象行政行为（规章和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应允许被侵权人根据成熟原则所谓成熟原则，是行政法确定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行为，向法院请求司法审查时机界限的规则：行政行为（无论是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只有实际侵犯行政相对人权益，或者即将导致行政相对人权益损害时（即时机成熟），相对人才能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司法救济。

这虽然是行政审判体制改革方面的一个大的进步，但这个进步还是很不够的：其改革既不全面，也不彻底。（5）在行政给付行为中增加了支付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障待遇的内容。一个罚款几十元的案子，也要合议庭审理，经过一审、二审，甚至再审。这个双重制约的机制如果运作顺畅，对滥用权力的扼制和对人权的保障应该是相当有力度的。

例如，公民起诉范围如果限制过窄，法院受案条件如果限制过严，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就会失灵。[18]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新增一种情形：明显不当。

而且，行政诉讼不仅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而且是以权利制约权力——以私权利制约公权力——的机制。这一措施可能要比罚款的强制力度更大，因为公告会影响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的声誉，从而可能影响行政机关相关责任人员和相应负责人的职务升迁，他们对此不能不予以认真对待。

【摘要】行政诉讼制度是一项重要的人权保障制度。[15] 其二，将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审判不适用调解的规定修改为可有限适用调解，即法院审理行政赔偿、补偿和行政行为涉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可以在双方自愿、合法和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原则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其二，行政诉讼是权利制约权力和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设计，是人权保障的重要和关键机制。如果我们下决心哪一天全面启用兜底条款，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做现在这种挂一漏万的列举了。[2]毫无疑问，行政诉讼即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以司法权制约行政权——的机制。例如，甲乙两人争一土地使用权，行政机关裁决属于甲，乙不服，诉至法院，法院通过行政诉讼，无论将该土地使用权最终判给甲或乙，都会损害真正拥有该土地使用权的丙的权益。

过去因行政诉讼损害了或可能损害自己权益的非本案当事人只能通过信访或其他非司法途径寻求救济，实际上难于真正获得救济。行政诉讼对人权的保障功能正是通过这个基础保证得以发挥。

当然，改革需要有一个探索阶段。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确定的行政诉讼体制机制在很多方面仍有进一步改革、完善的空间，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有待进一步推进： 其一，在受案范围方面，可诉行政行为的确定应逐步从列举式向概括式转化。

这次修订改变原制度设计，我们有理由预期能激化行政复议的活力，使国民人权能更好地获得复议和诉讼双重机制均有效的保障。另外，对于法院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的，当事人可向上一级法院起诉。

其四，新修订的行政诉讼专门新增一项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其三，对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的行政机关，可拘留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21]现行《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但是滥用职权的刺激性太大，人们往往会将之与执法者的主观恶性联系在一起，法院一旦认定行政机关滥用职权，可能导致相应执法者和相关负责人被问责，故绝大多数法官不敢轻意启用滥用职权条款。

其四，将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兜底条款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行为改为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当然，这一措施因为涉及被执行人的人身自由，影响被执行机关的工作，其适用必须非常慎重。

但是，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将之明确列举并非没有意义，它有利于消除法院在受案、立案中对等的争议：是等内还是等外，防止某些法官以等属等内为由排除对这些扩充的行为的受理，以保障行政相对人对这些行政行为诉权的顺利实现。现行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行政审判简易程序，所有行政案件都走普通程序。

行政诉讼制度是整个笼子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这道防线出现漏洞，就难于扼制行政权出笼侵犯人权。因此，应适当推进公益行政客观诉讼，授权国家检察机关、社会组织、团体对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食品安全事故等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当然，上述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充并非实质性扩充，而只是对原受案范围的进一步明确。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将对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审查的请求权直接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推进人权和公民其他权利的司法保障方面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作者简介】 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起诉时限自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告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算，如果原告不知道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在行政行为作出后五年内仍可起诉，如行为涉及不动产，在行政行为作出后二十年内仍可起诉。

[11]这一规定不仅对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保障作为原告的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有重要意义。[14]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

正因为行政权侵犯人权的机会最多，可能性最大，故法律最需要把行政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由于法院的人财物均由同级地方当局管理，故现行行政诉讼法虽然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但这种独立审判权实际难以落实。

（4）涉及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行政协议的行为。这一要求虽然不是在《决定》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一节而是在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一节中提出的，《决定》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一节主要就刑事诉讼提出要求，如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防止刑讯逼供，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和及时纠正机制等，但行政诉讼体制机制的完善，切实解决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突出问题对于人权保障亦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与人权司法保障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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